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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个人信息案件查办中行刑有效衔接的疑难实务问题

时间:2019-10-28 16:08 作者:admin 点击:

  行政执法机关在检查过程中,为防止违法证据灭失,及时通报公安机•□▼◁▼关,提前介入调查,共同组织调查取证,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得到有效衔接,形成了较好的打击合力。江苏省常熟市市场监管局查办的蓝妈妈美容馆(月子中心)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案瞄准重点行业,深挖其背后买卖、交换个人信息的黑手,点面结合,精准打击,多部门联动,实现一案多查,实现了个人信息行政和司法双保护。

  自市场监管总局“守护消费”暨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动开展以来,常熟市市场监管局扎实推进案件查办,积极争取司法等部门的支持,注重行政与司法衔接,在违法主体认定、证据收集方向、入罪标准上形成部门共识,牢牢把握了此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要点问题,从而使得行政执法检查工★◇▽▼•作更能找准发力点和突破口,为后续案件移送打下基础。专项行动期间,常熟市市场监管局查办案件数、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数均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围绕两高在2017年6月1日正式施行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从行政执法工作的一些疑难实务问题入手予以探讨。

  面对众多内容形式各异的信息,办案人员难免有时会产生疑惑,该如何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解释》第一条明确指出:“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类似定义也同样出现在《网络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一条等规定。笔者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理解不能仅关注形式上的列举,更要牢牢把握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特征,即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达到识别公民个人的目的。

  如执法人员遇到这类情况,涉案信息除了电话号码▼▲信息齐全外,其余字段如姓名、住址等信息都带有*字符,这类信息由于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根据上面的定义,达不到准确识别公民个人的目的,故不应认定公民个人信息。比如市面上有少数单位利用电销机器人按号段打电话进行商业信息推广,同样不应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针对这类骚扰电话应适用《广告法》予以规制。

  阐明了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和本质特征之后,接下来是如何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认定原则有两个方面:一是所获取的信息内容具有隐私性(收集人一般不可能通过公开渠道获得);二是所获取的信息未经过被收集人同意,这是核心原则。比如,收集人通过网络搜索、查询等手段获取的企业法人姓名、工作单位、用于工作的手机号码等信息的行为,由于这类信息属于当事人必须向社会公开的信息,或者属于自愿公开的信息,不具有违反被收集人意愿的特性,因此不能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再比如,有些公司通过举行商业推荐活动、以附赠小额礼品方式来吸引潜在顾客填写个人信息表,在后期利用该信息进行定向营销,行话称为“地推”。笔者认为,如果其在收集过程中向被收集人明示了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得到了对方同意,并严格按照双方的约定使用信息,那么对照以上第二个原则,同样不能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在实际案件交流中,很多同行都提到,执法机关面对大量的涉案信息,是否需要向信息被收集人逐一复核其是否主动公开或愿意公开涉案信息?如果需要实质调查,是否具备调查条件和可操作性?反之,涉案信息未经被收集人同意这一核心原则在具体认定上又该如何把握?笔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上也有着热烈讨论,并已形成一些观点可供我们加以借鉴和运用:司法机关可以针对行为人信息收集的方式、信息内容的隐私程度(一般情况下是否可能通过公开渠道获得)、他人是否可能自愿公开上述信息等具体情节,运用逻辑和经验法则进行综合判断。

  根据个人信息的特征,《解释》将其分为三类,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定罪条数:(一)高度敏感信息——50条(行踪轨迹、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二)中度敏感信息——500条(住宿、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交易信息等、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个人信息);(三)其他信息——5000条(也要符合公民个人信息特征)。

  在行政执法中,被检查对象大都为开展业务而擅自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以涉案业主信息为例,具体信息内容除了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电话、房产面积等信息外,甚至包含了首付款、是否贷款、贷款银行、银行账户、总成•●交◆●△▼●额、交款时间和方式等信息。同样条数的个人信息,会因不同的分类认定而直接影响涉案当事人的入罪标准,因此执法人员对这样的信息认定存在着不少争议,无法确定是第一类财产信息,还是第☆△◆▲■二类交易信息,或者第三类普通信息。经过反复讨论,最终执法人员没有对信息的内容和范围进行简单化的认定,一律认定为敏感的“财产信息”或者“交易信息”,而是本着责罚一致的原则,坚持从具体●案情出发,涉案当事人获取信息行为的目的和实际用途,主要是拓展经营业务,并不是关注财产内容,更没有通过不法手段去侵害其财产,从而避免了打击面过大。

  《解释》第十一条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的计算规则进行了明确: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

  由于大部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案件涉案信息量都是巨大的,在执法实践中大家普遍反映,在个案中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对涉案信息的真伪进行核实存在巨大困难;而在无法做到逐一核实真伪的情况下,如果涉案当事人提出批量信息中有部分信息系虚假且无法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执法机关又该如何认定呢?《解释》中的这句“有证据证明”,没有阐明证明责任向谁转移,由谁来证明,而行诉和公诉案件一样,举证责任是由行政机关(检察机关)来承当的。

  笔者关▲★-●注到,司法部门同样会遇到涉案当事人提出信息不真实、有重复等辩解的情况,而司法上给出的认定规则是应重点考虑其提出的辩解是否有一定的依据支撑,同时通过信息进行一致性比对、自动去◆■重、被收集人信息真实性的抽样核查等方式来进行复核验证,对行政执法机关解决这类问题起到积极作用。

  违法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涉案当事人多为开展合法经营活动而购买公民个人信息,这与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网络诈骗的犯罪活动有着根本区别。《解释》第六条“为合法经营而非法活动公民个人信息”这一特殊规定,从立法本意来理解,该条系对合法经营者特殊的从宽条款,旨在为一些危害○▲-•■□不大的合▪▲□◁法经营者找到一条出罪路径。

  一是如何理解《解释》所称的“合法经营”。行政执法的涉案当事人,多为购买信息用于开展业务,其开展的业务活动本身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合法业务,执法人员不能因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存在着违法行为而直接否定其整体经营的合法性。在这点上要与《解释》第六条保持一致。

  二是如何把握《解释》第六条规定的标准。此标准涉及7个方面:必须是用于合法经营活动;信息必须是普通信息,不包括高度和中度敏感信息;获取信息的途径只能是购买、收受而不包括交换等其他手段,如果为了合法经营与其他合法经营主体进行信息交换的,属于扩大流出,交换信息相比较购买、收受信息,是双方对向提供、收受信息行为,性质比“购买、收受”更为△▪▲□△恶劣,对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交换信息的,应当按照第五条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信息不能再度流出;利用非法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5万元以上;没有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受过行政或者刑事处罚;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在违法所得认定问题上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所有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与获利之间均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获利是其通过正常的合法经营所得,而不是源于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后利用该信息经营所得,则不能认定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与获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有效证明违法行为和获利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在实践中的证明难度很大,不具有操作性,甚至司法机关在实际的入罪认定上也存在困难。故在认定违法所得的因果关系时,应坚持存疑时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来处理。

  本文讨论内容,来源于开展“守护消费”暨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同时也借鉴和参考了一些司法办案观点,希望能给同行查办此类案件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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